1878年，吳亨春出生于福建省寧德市古田縣端上村一個赤貧之家。父輩五兄弟僅他父親一人娶妻，生下獨子后五年，夫婦倆于一年內雙雙亡故。吳亨春轉由叔父撫養。

生存之艱無法阻擋吳亨春展現過人天賦。

幼年時，交不起課費的他坐在私塾門外臺階偷聽，塾師發現后允許他自備紙筆，免費上學。完成作業時，為節省紙墨，他用毛筆沾水在石頭上反復練習，滿意后才舍得在紙上落筆。就這樣，吳亨春會詩能文，還練就一筆好字，成為村里的“小神童”。

14歲那年，塾師單獨叫住吳亨春：“山深能臥虎”。

少年自有雄心，吳亨春脫口而出：“水淺不藏龍。”

此后，吳亨春離村到縣里求學，16歲時考中秀才。消息傳來，族人一片歡欣。

可惜時景不由人。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吳亨春義憤痛心，赴古田縣衙請愿抗議。他不愿繼續科舉為腐朽朝廷效力，轉而另尋出路。

次年，他懷抱“欲學如來救世方”的念頭，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為僧，得字圓瑛（1878年至1953年）。

當時僧侶普遍文盲，秀才當和尚是個稀奇事。圓瑛長相周正，吃苦耐勞，潛學悉心，頗受賞識。1906年，圓瑛在寧波七塔報恩寺得傳老和尚衣缽。1909年，他首次擔任寧波接待講寺住持。此后三十年間，他先后擔任十余座寺院住持。

1929年，中國佛教會在上海成立，圓瑛法師被推選為主席，此后連任八屆，成為界內無人不曉的宗師級人物。

新中國成立后，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圓瑛因病未能出席成立儀式，但仍被推選為首任會長。

1939年10月19日，時任中國佛教會主席的圓瑛在上海被數十名持槍日本兵逮捕，罪名是“抗日分子”。

抗戰期間，圓瑛為抗日愛國傾注大量心血。盧溝橋事變后，圓瑛緊急號召全國佛教教徒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組織成立僧侶救護隊，頂著前線的槍林彈雨搶救傷兵。

1937年冬天，淪陷后的上海滿目瘡痍、尸橫遍野。面對日軍收埋遺體者殺頭的恐嚇，圓瑛挺身而出，組織僧眾成立陣亡戰士掩埋隊，每天出動四輛汽車，將陣亡將士的遺體送到郊外掩埋，晝夜不停，用了3個多月時間，總計掩埋尸體一萬多具。

期間，圓瑛兩度下南洋，向華僑募捐。在籌款演講中，他飽含深情地說：“最后勝利，定屬吾人也！……人心不死，國族不忘；不但不忘，實為民族復興，國家光榮之希望。”

至1939年止，圓瑛總計募得10萬余元（銀元），并陸續匯往上海，充當抗日經費。在第二次募捐回國途中，友人提醒說，圓瑛已被日軍盯上，回國必有風險。可圓瑛處之淡然，并未改變計劃。

回國后，日軍對圓瑛的關押持續了28天。面對敵人拋出的“中日佛教協會會長”誘餌和刑訊折磨，圓瑛閉目念佛，絕食抗爭，即使被槍頂著胸膛，仍置生死于度外。一同被捕的弟子后來在詩中贊頌圓瑛“履險若夷為愛國……巧把地獄當佛宮。”

“若無愛國心，則失國民資格……圓瑛雖居僧界，為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國民一份子。”圓瑛在《國民應盡天職》一文中這么說。

除抗日外，數十年來，圓瑛熱心創辦各類教育，包括僧伽教育、孤兒教育、國民職業教育和國民普通教育，堪稱“佛家辦學第一人”。

1925年，圓瑛創辦泉州開元慈兒院。1946年，圓瑛為家鄉端上村創辦“圓瑛小學”，還親自設計尖頭門洞，寄托他對此校培養拔尖人才的期望。

1949年5月，圓瑛婉拒南洋佛教界摯友同道的出國邀請。他立誓說：“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死在中國，決不他往。”堅持留在國內，迎接上海解放與新中國誕生。

1952年10月1日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是新中國舉辦的首次大型國際會議。作為宗教界領袖人物，圓瑛是此次大會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

會后，《人民日報》刊登了參會的八國佛教徒所發表的聯合聲明：“在這次會議中，我們深深地被各國人民之間的真誠無私的友愛所鼓舞，這種友愛正是……最寶貴的人類的品性……是世界的希望。”

作為享譽海內外的業界領袖，圓瑛在1907年到1948年間，曾“九涉重洋”，足跡遍布新加坡、菲律賓、緬甸、印度、馬來西亞、泰國、日本、朝鮮等國，把中國化佛教文化推向海外，把中華民族為獨立而斗爭的動人故事講給世界聽。

1923年7月，圓瑛赴中國臺灣，應基隆靈泉寺邀請前往演講，并到臺中慎齋堂、臺南開元寺、新竹州金剛寺等處交流訪問。

1953年9月19日，圓瑛圓寂。他在遺囑中寫道：“愿我全國佛教徒，同心同德，積極參加愛護祖國運動，致力和平事業。”今年是圓瑛誕辰145周年、圓寂70周年，為傳承他的愛國精神，圓瑛與宗教中國化論壇將于9月25日至27日在他的家鄉寧德市古田縣舉辦。